从战争前线到科研前线，这个“小兵”的“战场”有多大？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付小兵

入夏的北京渐渐变得燥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门诊大楼像往常一样人流如织，与之相隔不远的科研大楼里，付小兵的办公室却异常安静。听到记者走进来，正埋头工作的付小兵抬起头来，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声音洪亮，眼神敏锐，乌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难以置信，眼前这位从军40年、德高望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看起来如此年轻。

四上战场，小兵立下“大誓言”

1978年，付小兵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三军医大学，就此开启军医生涯。

付小兵上大学后不久，边境战火开始蔓延，不断有前线伤员被送往第三军医大学进行救治。当时还是低年级学生的付小兵在这场救治中主要参与运送伤员。任务虽简单，但是他亲眼目睹了前线官兵遭炮弹、子弹等射伤所承受的痛苦，从那时起，付小兵便立志从事与战场最接近的医学研究。

大学毕业后，付小兵被分配到该校野战外科研究所工作，同时开始攻读创伤急救专业硕士研究生。期间，边境战事又起，时年26岁的付小兵立即向组织申请，上前线参加战场救治与战伤调查。

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王晓玲担心不已，紧拉着他问：“不去行不行？”付小兵深知妻子的心情，但是他更明白：战场需要他，他也需要战场。经组织批准，付小兵率领着一个战伤调查组，奔赴老山前线。

虽然对战场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是真的来到战争前线，付小兵还是深受震动：阵地上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身边到处都是炸断的树木、巨大的弹坑……

前方战事紧张，后方战地医院也从未有一刻停歇。一天，一阵急促的小广播在野战医院上空响起，11个战士因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付小兵跑到手术室一看，这11个战士躺在简易手术室里，其中10位已经死亡，仅存的一位幸存者情况不容乐观，急需进行开腹手术。

为战士进行手术需要大量O型血，然而，当时野战医院并没有库存的O型血了。这时，在场唯一的同为O型血的付小兵主动提出献血。此时的付小兵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其他人不忍心，说：“如果再献血，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付小兵急了，说：“身体吃不消，我可以休整恢复，但是战士的生命只有一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得到了充足的血源，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战士最终得救。

战后，这名战士来北京看望付小兵，说，自从输了研究生的血液以后整个人都变得聪明起来。付小兵听后哈哈大笑，心中很是欣慰。

然而，战场终究是残酷的，像这位战士一样幸存下来并健康生活的，是极其幸运的。

付小兵至今还记得，在老山前线的一个傍晚，一个侦察兵由于踩上地雷被送到医疗点。昏迷中的小伙子，脸上稚气未脱，右腿下部却被炸得像一把扫帚。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还不能快速区分坏死区和正常区，为了保命，只能把这名战士的右腿受伤部位全部截掉。小伙子醒来后，看着空荡荡的裤管，嚎啕大哭。

看着眼前的小战士，又想到此前牺牲的10名烈士，付小兵痛心不已。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为部队官兵研制出治疗战创伤的成果来！”

十年一剑，在质疑声中砥砺前行

从前线回来，付小兵一头扎进实验室。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参与战伤救治以及对2000余例战伤资料系统的研究，他总结出了高速枪弹伤伤道周围不同区域组织活力的变化规律。他利用光谱分析技术对受创伤组织的光谱特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正常组织与失活组织对光的反射在某特定波长段存在显著差异。根据这一发现，他发明了一种滤色清创眼镜，戴上眼镜医生就能够比较清晰地分辨正常区和坏死区的界限。这不仅提高了战创伤损伤组织清创的速度与质量，也进一步完善了战创伤清创理论。该项成果于1990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1991年，在著名创伤外科专家盛志勇院士的鼓励下，刚30岁出头的付小兵敏锐地把握住现代创伤修复研究的国际前沿，编著出版了国际上第一部有关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的专著《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而国际上的类似专著直到1997年才出版。

1995年，付小兵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成为我国战创（烧）伤和危重病与急救医学领域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青年学者。

至此，付小兵的科研之路似乎一直走得顺风顺水，经历过战场洗礼的“小兵”俨然已经成长为一名战创伤研究领域的“大帅”。然而，真正的创新之路从来不平坦。

2000年6月的一天下午，付小兵和他的同事们在解放军第三〇四医院（现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创伤外科研究室一间由厕所改成的病理实验间里，观察部分经生长因子治疗愈合的皮肤溃疡创面的组织切片。

他猛然发现，创伤愈合过程中的一些老细胞，居然转变成为了干细胞，通俗地说，就是老细胞“变年轻了”。

经过进一步研究，付小兵初步认定“在一定条件下成熟的表皮细胞可以通过‘去分化’途径转变为表皮干细胞”，并于2001年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率先报告了这一重要生物学现象。

论文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不过，这“反响”中也不乏质疑声：老的细胞能逆转为年轻细胞？这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面对质疑，最好的“消除”就是用强有力的事实去证明，付小兵默默带领团队开展了长达3年的确证工作。实验反复地失败，反复地做，压力也在这反复中与日俱增，付小兵甚至开始怀疑，研究方向是否真有问题？

就在他百般无奈时，盛志勇院士一句不经意的问话给他提了个醒，“超薄皮片移植后为什么能存活？”

“是啊！临床上大家一直这么做，但是从来没有人深究过其中的原因。”付小兵说。老师的提醒大大启发了付小兵，按照这样的思路，付小兵带领他的团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新的实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小兵带领他的团队不仅从形态、结构以及功能等方面进一步证明这些来自于成熟细胞的表皮干细胞的存在，而且还建立了系统的体内外诱导这种干细胞产生的方法，并相继在国际《生物科学》及《国际创伤修复与再生杂志》等发表了系列论文。

这时，距离付小兵首次发现这一现象已经过去了六年。

付小兵深知，“科学研究的成果如果不应用于实践、造福于患者，是没有出路的。”利用这一原创性成果，付小兵率团队进一步将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去分化”诱导转变成为汗腺样细胞，并于2007年开展了国际上首例利用人体干细胞再生汗腺获得成功。试验的成功证实了利用去分化理论再生汗腺的正确及可行性，为严重创烧伤患者受损皮肤不能出汗这一国际性难题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可能的治疗方法，被国际学者专家称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一心二用”，身肩重任再攀高峰

近年来，付小兵在科研创新道路上可谓是硕果累累。他先后以第一完成人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以第二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1项，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付小兵将这些成绩都归功于他的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是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创伤、烧伤、危重病与急救医学领域资助的唯一一个创新群体，今年已是第十个年头了。”谈起自己的团队，付小兵打开了话匣子，“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带出一批超过我的人。”

付小兵将平等的学术精神视为珍宝，无私地为学生们提供机会去学习和实践。在博士杨思明的印象中，每周的科研例会付小兵不论多忙都不会缺席。会上大家各执己见，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不过思路越辩越明，时常会迸发出一些新的灵感。同时，付小兵又很严格。他会为每位学生设定特别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他们有思路、有条理、有方法、有目的。在修改学生的博士论文时，一个用错的标点、拼错的字母都逃不过他那双炯炯的“法眼”。

在这样和谐的学术环境中，不少人脱颖而出。在他担任科主任期间，该室有2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人次获得总后科技金星、银星以及新星称号；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8项；培养全军科技领军人才、总后优秀青年扶持对象以及北京市科技新星共8人次……

“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老师又在学生的推动下不停向前走，如此良性循环，这个团队只会变得越来越好。”说到这儿，付小兵难掩自豪。科学家、院士、所长、教授、团队领导者……集数十个头衔于一身，付小兵深感重任在肩。

“您忙得过来吗？”记者忍不住问道。

“我有一个‘独家’技能——‘一心二用’。”付小兵饶有趣味地说道。

上学时，付小兵的“一心二用”指的是单位时间内工作的高效率。那时，他可以边和同学聊天边把一周所学知识在大脑里回顾一遍。如今，付小兵的“一心二用”则是除搞好科研外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他牵头或参与制订了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和全军有关战创伤、再生医学与转化医学的相关规划，牵头撰写了向国家高层领导人提出的有关进一步重视我国创伤防控和加强我国干细胞研究与转化应用的重大建议；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就创面治疗专科建设和创面治疗专科联盟的发展等进行大力的推进工作，先后倡导建立了200余个创面治疗中心，培训创面治疗专业人才1万余人……最近，付小兵和他的团队正联合众多院士专家，向国家相关部门建议，设立一个严重创伤和意外伤害防控日，提高全民防控意外伤害的意识。

可以看到，付小兵院士的这一心何止是“二用”。这“一心”，归根到底，正是他为军服务、为救治伤员服务的初心，是紧贴战场、心系社会的初心。带着这颗心，“小兵”将在更大的“战场”上取得更辉煌的胜利。